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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納粹帶走共產黨員，我保持緘默，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；
當他們帶走社會黨員，我依然沉默，因為我不是社會黨員；
當他們帶走工會員工，我沒有抗議，因為我並不屬於工會；
當他們帶走猶太人，我還是沒有抗議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。
當他們帶走我時，已經沒有任何人，可以為我抗議了。
─德國神學家馬丁‧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
默許不義，就是罪行！ ◎史英
廿世紀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是，德國人竟願意把自己的生死，交在希特勒這種人的手上。納粹不僅僅是迫害猶太人而已，把大量的所謂最優秀的雅利安種青年送往戰場，同樣是一種屠殺。
很多心力投入各種研究，希望知道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到底是否真的具有理性，或者有沒有什麼萬全之策，可以避免這種意圖滅種的浩劫再度發生。答案不止一個，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答案。據說歷史能給我們教訓，但在教訓之前我們只有更為迷惑。
劫後餘生的一個德國人說：一開始的時候，說是禁止去猶太人的商店買東西，我們就想，這不可能實行，最多只是說說罷了；然而到了傍晚的時候，這個命令好像就已經生效了。後來又有許多類似的情況，起初情況似乎也都不很嚴重，但一天一天過去，嚴重的事情一點一點的發生，等到我們發現世界已經改變的時候，一切都來不及了。
一位飽受迫害的詩人寫道：他們要殺某些人的時候，我沒有說話；他們又要殺某些人的時候，我也沒有說話；時間一直過去；我越來越不敢說話；等到他們要殺我的時候，已經沒有可以為我說話的人了。
看起來，事情似乎就是這樣發生的；沒有什麼高深的道理，也不必動用偉大的理論。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：既然絕大多數人寧可冷眼旁觀，少數比較「敢」的人，就會越來越敢，同時，一步步集結起更多的更敢的人。就是這樣，希特勒組起黑衫軍，並透過這種什麼都敢的武力，終於掌握了全國人的命運。
很多人都問了同一個問題：難道在納粹橫行的那個時代，德國就沒有任何反抗力量嗎？說來可憐，較為人知的就只有少數大學生的地下組織；在慕尼黑的那對兄妹和他們的朋友，才發了幾次傳單就被逮補而遭到斬首的殛刑。然而，更多的年輕人，反而投身於希特勒的青年團，並自以為參與了最光榮的愛國行動。
一個為希特勒處理文書的年輕女子，在希特勒自殺時僥倖活了下來；她一直不認為自己做過任何錯事，她只是應徵了一份工作，也只做了那份工作而已。直到有很久很久以後，一天得知了那對兄妹的事情，才突然發現，自己確實有罪；和那些為了反抗不義而犧牲生命的年輕人比起來，她這個年輕人的「清純」，其實就是罪惡：在這個世界上，根本不該有任何人、無論清純與否，願意為希特勒打字！
其實，在人類所有的集體罪惡之中，有罪的都不止是主事者而已；所有的旁觀者，也都要負連帶的責任。
換言之，默許不義，就是罪行！
我們的社會，默許警察刑求、司法殺人已經有很多年了。蘇建和等三人的冤案，依照我們現有各項法律， 或現代法治國家奉為圭臬的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根本就不該被起訴（因為除了說是偷來的二十四元硬幣外，沒有任何證據），但高院法官竟然膽敢在今天這個民主開放的時代，再次做出死刑判決！
推翻李昌鈺專業證詞的理由，竟然是他的推定沒有參酌被告的自白；判決書中公然寫著「找不到無罪的理由」，竟然完全推卸了「找出證據」依以判刑的責任。檢方請來的「學者」在法庭上公開表示，這次的鑑定工作，對他而言，也是一種學習，竟然完全不必在意他要付的「學費」，是三個無辜的生命—所有這些，都表示他們完全不必外慚清議，也絲毫不曾內愧神明。現在的問題是，為什麼？
為什麼他們這麼「敢」，敢於就這樣取人性命？稍有良心的人，都沒有那麼敢，這就是為什麼檢察總長會提起三次非常上訴，而前後任的法務部長，也都批示槍下留人。他們為什麼這麼「敢」，敢於一口咬定沒有刑求；全台灣的人都知道，在那個年代，說沒有刑求是絕對不可思議的。判死刑的法官為何這麼「敢」，敢於一方面判決死刑，一方面又把死刑犯放回家，更有意無意地暗示：我並不想為難你們，你們還可以自由自在地準備上訴；卻完全不必在意司法的價值是在追求真實，而不是對各方有所交代？
所以，為什麼？為什麼他們敢？理由只有一個，他們算準了多數人並不真的在乎；他們十分清楚，默許不義的眾人的罪行，正是他們可以滋生蔓延的溫床！
（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8期）
Jan/2007，這是小弟的啦、謝謝大家那天的捧場~~也希望大家都有幸福勒~~
Apr/2007，又是一對金童玉女喲。也看到大家最美、最帥氣的一面吧....
恩.....這張就可以連連看了。我看起來是大家都不會老勒.....還是早就老在哪邊放著等？？
